安徽大学旧照

　　1894年，陶因出生在舒城县阙店乡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陶镕，字寿民，年轻时中举，却能积极接受新思想，倡导改革教育，1905年出任舒城斌农中学堂堂长。父亲的进步思想，如春雨般浸润着陶因的成长，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陶因自幼便展现出聪慧的天资，且勤奋好学，在父亲的悉心安排下，他从小就进入新式学堂，系统学习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日后的学术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1年，17岁的陶因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取安徽省官费留日学生资格，远赴日本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在异国求学的日子里，他学习极为勤奋刻苦，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并开始独立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有资料记载，他在日本东京大学阅读马克思《资本论》后，被这部伟大著作的深邃思想所震撼，认为它必将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于是与同学史维焕一起，投入到这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作的翻译工作中。译稿完成后交由商务印书馆，令人惋惜的是，因该馆意外失火，《资本论》译稿不幸被焚毁。面对这一挫折，陶因没有气馁，他将研究目光转向当时在西方经济学界迅速崛起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文·坎南——伦敦学派的奠基人和泰斗。为了让国人了解坎南的经济理论，陶因与史维焕再度合作，翻译完成《富之研究》，并于1924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出版发行。

　　1923年1月7日，陶因在《努力周刊》发表了《中国社会紊乱的原因及挽救的办法》一文，文中写道:“在这种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社会里讨生活，实在是痛苦极了。人类有利用环境、改良环境的本领。我们既处恶劣境遇之下，苟非自暴自弃，当然要想办法去改良它才对。”但他也强调，“首先要探知病根之所在，然后才能立一个方案，从根本上去医治它”。于是，他运用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深入“探知病根”，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经济问题”。由于当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经济学者提出的“挽救办法”，自然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能有如此深切的忧国忧民情怀，实属难能可贵。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里氏7.9级的强烈地震。这场灾难对侥幸逃过大地震劫难的陶因等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经历了这场生死考验后，陶因和同学、安徽桐城人史以璞经过反复思量，决定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前往德国继续深造。他们向安徽教育厅呈递了转学申请，幸运的是，安徽省教育厅批准了他们的请求。陶因和史以璞随即远赴欧洲，进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科。然而，在德国学习不到一年，因父亲病重需要照料，加之当时德国正历经战后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学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他于1924年不得不匆匆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回国后，经朋友推荐，陶因被北京师范大学聘为教授，之后，北京的中法大学和中国大学也相继聘他为兼职教授，他的学识开始在教育界崭露头角。

　　1926年，广州的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实现国家统一。在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陶因内心向往革命，便偕同同学史维焕一同奔赴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陶因在南京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副所长，所长由国民党著名左派人士、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兼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公开投靠帝国主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与共产党决裂，转向反革命阵营。面对这瞬息万变、风云激荡的中国政局，作为一位始终追求拯救国家和民族真理的学者，陶因感到深深的困惑和忧虑，他毅然选择离开这个让他无法辨别方向的政界，重新回到了自己熟悉且热爱的教育界。1928年，陶因来到广州，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继续在教育领域耕耘。

　　1928年4月10日，安徽大学在安庆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宣告创建。1929年7月，王星拱先生受安徽省政府聘请，出任省立安徽大学第二任校长。为了加强安徽大学的办学力量，王星拱特意致函广州中山大学的陶因、上海中国公学副校长杨亮功等曾留学海外的皖籍学者，言辞恳切地请求他们回到安徽，加盟省立安徽大学。对于王星拱的邀请，陶因欣然同意，随即辞去在中山大学经济系的教职，前往安庆，出任安徽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随后又被聘为法学院院长兼经济学系主任。1929年秋，法学院正式设立法律学系、政治学系和经济学系，全院共招收学生82人。根据省立安徽大学的相关章程，作为法学院院长，陶因还是省立安徽大学校务会议的成员，直接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定。因王星拱身兼国立武汉大学副校长职务，须经常返回武大处理事务，陶因便和文学院院长杨亮功等一起，在王星拱离校期间，实际承担起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职责，确保学校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1930年3月，安徽大学和安庆市内出现了署名为“安徽省教育革进会”的传单，对王星拱进行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和诽谤。王星拱对此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卷入安徽教育界派系的是非漩涡，于是主动向安徽省政府提出辞职。在递交辞呈后，王星拱便前往武汉，不再返回安庆。

　　王星拱决定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陶因、文学院院长杨亮功和理学院院长张其濬等联名上书省政府，陈述王星拱校长对安徽大学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认为只有王星拱回校，才能“固学校根本”，并恳请省政府全力挽留。他们还表示，自己准备与王星拱校长“同进退”。然而，王星拱辞职的决定已无可挽回。

　　王星拱校长的离职对陶因震动极大，他没有料到安徽教育界内部关系如此复杂。他深感王星拱离开之后，自己留在安大已经没有意义，应当履行“同进退”的诺言，便随即递交辞呈，辞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教授职务。1930年9月，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聘请他为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并给予他最为优厚的特等教授待遇，还将他的一家安置在校内最好的别墅。尽管陶因曾翻译《资本论》，被一些人看作具有浓厚“左”倾色彩，但仍得到王世杰校长的充分信任，允许他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当时武大的经济系在全国都颇具名气，陶因在任教期间，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极有学术分量的经济学论文和论著，在国内经济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鉴于陶因在国内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1937年8月，在著名经济学家任凯南先生辞去经济学系主任后，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正式聘请陶因先生为经济学系主任。之后，他又被聘为教务长，协助王星拱校长管理学校。1938年春，武汉保卫战打响。1938年4月底，武汉大学除毕业班学生之外，其他年级的学生全部抵达乐山，陶因等教师也同时抵达这里，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学界的杰出人才。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躲避战火，安徽唯一的省属综合性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在1938年夏天的西迁过程中解体了。安徽人民深知综合性大学在地方发展中的不可替代作用，纷纷呼吁重建安徽大学。一些在南京、上海、北平的政界和教育界有影响的皖籍人士，也非常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在国民党政府中积极奔走，强烈要求在安徽重建一所大学，并且主张这所大学必须是高起点的综合性大学，应为直属教育部的国立大学。1946年1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终于认可了他们的要求，作出决定，重建安徽大学，由教育部直辖，称“国立安徽大学”。不久后出版的上海《申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安徽省立安徽大学，业经行政院决定改国立，并拟在原地复校，业已任命筹备大员，主任委员一席，已决定由朱光潜氏担任，委员兼秘书决定由陶因氏担任，其他人士亦多皖教育界老前辈。”

　　但是，国立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自成立之日起，就举步维艰。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朱光潜先生由于个人原因，拒绝来安徽就职筹委会主任。4月1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任命，决定在朱光潜来南京主持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之前，由陶因代理主任委员。4月20日，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筹备委员有杨亮功、程演生、章益、叶云龙、陶因、刘英士、刘真如、王培仁及汪少伦，缺席委员包括主任委员朱光潜和委员高一涵、张忠道。会议研究了国立安徽大学的校址、院系设置、开办经费等重要问题。

　　6月18日，陶因以国立安徽大学筹委会代理主任的身份抵达安庆，全面主持国立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尽管南京政府教育部与安徽省政府已确立了安徽学院与国立安大两校分立的原则，但是在原省立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与校产归属、田地分配、两校系科设置等问题上，仍未有最后结论。在此情况下，陶因通过安徽省主席的介入，才妥善解决了这些难题。记者江枫发表的文章《安徽大学在新生中》曾这样评价:“……经过陶先生两月来辛勤奔走，罗致人才，翔实计划，分工合作，井井有条，短期内工程告竣，(安徽大学)开学有期。”

　　鉴于朱光潜已无可能来安徽就职，9月30日，教育部正式任命陶因为国立安大校长。作为国立安徽大学的校长，陶因十分清楚，国立安大的成与败并不取决于校园和校舍建设，而是师资质量。因此，陶因亲自制订《国立安徽大学教授聘任规则》。在国立安大成立前后，陶因利用各种关系，从上海、武汉、南京、北平的大学中“请”来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教授，如:桂丹华、胡稼胎、齐坚如、张宗元、方重、潘重规、金真一、黄叔寅、吴清泉等。陶因极其重视这些有学术声望的教授，聘任他们为院长、系主任或大学的教务长等重要职位，为学校的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国立安徽大学学生来源较为广泛，学生水平参差不齐。1946年9月12日，国立安大在蚌埠、合肥、安庆三地设置考场，对前安徽学院的相关系科学生进行转学考试。9月28日至30日，国立安大在苏皖一带进行招生报名，地点设在南京和安庆，共计860多名青年报名。10月5日至6日，在南京、安庆的两个考场同时进行入学考试，从中正式录取了一批新生。11月9日，陶因主持国立安大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讨论大学开学后各项工作。11月11日上午，国立安大成立暨开学典礼在学校礼堂举行，全体教职工、到校学生及来宾，共计400余人出席，陶因致开幕词。他希望安大学生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要认定读书的目的是为着国家、为着民族和个人，“读书是愈读愈穷的，要想从读书来发财，那便是背道而驰”。只有认清读书目的，才不愧为大学生。一个月后，陶因在国立安徽大学的一次集会上发表题为《一个完美的大学条件》的演讲，简略回顾了国立安徽大学艰难的筹建过程，之后全面阐述了自己对国立安徽大学将来发展的理想和对同学的期待。

　　作为国立安徽大学的校长，陶因致力于将安大迅速建立成一座学科门类齐全、学术水平领先的综合性大学，奠定安徽大学在国内外大学中的地位，培养安徽急需的各类人才，不辜负各界的期望。为此，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国立安徽大学开学时，仅有文学院、法学院和理学院招生，陶因就将筹备农学院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奔波争取，国立安徽大学农学院于1947年2月5日正式成立，开始招生。陶因认为农学院在设立森林学系和农艺学系之外还应该迅速设立茶叶系。1947年4月，陶因在给南京政府教育部的电报中提出:“皖省为著名茶叶区域……拟应以当地著名农物为准则，培养人才，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是，教育部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陶因认为，农学院仅有两系，不仅难以发展，而且也不符合学院至少设有三系的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增设一系。6月14日，陶因又一次致函教育部，重申原请求，并要求教育部“迅予电复，以便统筹招生。”1947年7月4日，教育部终于准许开设园艺学系。陶因在争取农学院设置三系的同时，亦试图设立国立安徽大学工学院，形成五大学院体制。1947年3月，陶因曾致函教育部，要求同意安徽大学设立工学院，然而，此时国民党当局已经发动内战，财政主要用于内战，明确拒绝了陶因的请求。

　　1947年7月和1948年7月，国立安徽大学两届毕业生离校，陶因给首届、第二届毕业生的题词分别为“须立志做大事，不必做大官”“卓然不为流俗所移”，这些题词既表明了自己的高尚情怀，也寄托了对学生的殷切期待。

　　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各项经费无法得到保障，国立安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日益贫困，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难以维持。对此，陶因先生心力交瘁，难以实现自己的教育抱负，遂于1948年6月，向教育部连续递交数份辞呈，6月26日得到批准。陶因虽离开安大，但在抗战胜利后，他主持安大的筹建，为安大建设和前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安徽近代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奇迹。在离开安徽大学后，陶因在湖南大学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南京大学。1952年，陶因在南京大学病逝。

　　作为一位曾经留学西方的经济学家，陶因在忙于教务的同时，一直关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有深入理解，将许多国家进行多种经济体制和模式的尝试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果，在经济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一时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齐名，曾有“北马南陶”之说。陶因作为一个教育家，还曾被《大公报》评为当时中国十大著名教授之一。在近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陶因先生无疑应占一席之地。（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