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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革命

编辑:宋明俊 来源:本网原创 发布时间:2021-10-26 09:12:23 【字体:

  编者按 近年来,我市先后编撰出版了《六安文化名人丛书——韦素园全集》《韦素园传》《六安革命文学史》《洪学智》,还有很多编辑不曾掌握的红色文化文学著作,他们就像一棵棵虬枝峥嵘的树,组成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森林。“革命”与“文学”这两项事业,在六安,联系得如此密切,仿佛一只雄鹰振动的两个翅膀,翱翔在大别山和淠史杭的上空,照亮了这一方水土的文化天地。

  革命与文学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很久以来就悬挂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近年,家乡加大了红色文化发掘和建设的力度,在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整理出版《六安文化名人丛书》的同时,皖西学院又在组织力量编撰《六安革命文学史》,让我越来越体会到,“革命”与“文学”这两项事业,在我的家乡,联系得那么密切,就像一只雄鹰振动的两个翅膀,翱翔在大别山和淠史杭的上空,照亮了这一方水土的文化天地。尽管对于皖西革命和文学的历史认知有限,但我还是尽我所知,谈点思考。

徐贵祥

  一

  个人认为,文学就是革命。“革命”这个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武装革命,外部革命,通过暴力改朝换代和更新制度。二是指精神革命,内部革命,培养民众的价值观和理想信念。我们今天把革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强调的是文学的革命性。

  鸦 片战争之后,中国积弱积贫,民不聊生,前途迷茫,孙中山先生感慨地说,“偌大中国,一盘散沙”,因为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把大家凝聚起来。在这个时候,有志之士都在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国有三个人,貌似首先找到了路径,那就是要从改造国民性入手。一位是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用文学和艺术,构建美好的心灵世界,培养高尚的情操,树立坚定的信仰,从而改变中国。第二位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到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兴政治,必兴小说;欲兴教育,必兴小说;欲兴道德,必兴小说……”将小说的作用,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位是鲁迅先生,本来是学医的,因为他看到满清政府处死革命党人,而老百姓居然拿馒头蘸血,说吃了革命党人的血可以治病,鲁迅很受刺激,给朋友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但凡愚弱的国民,即便是治愈了他的身体,强壮了他的肢体,他也是麻木的看客,所以他认为,“改变国民精神,首推文艺”。所以后来他弃医从文,试图通过文艺的力量唤醒国民,他的小说和杂文像是投枪和匕首,批判国民性,批判劣根性。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追根溯源,是从文化和文学的启蒙运动开始的。1919年5月间形成的五四运动,被后人认为是“鸦 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毛泽东同志对此有客观的判断,“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觉悟。”在这些“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以文学界最为活跃,并成为革命的先锋。那一时期,全国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主持和领导下的文学活动,已然注入了新的使命,成为传播革命思想、探索革命道路、设计革命方法的“工作室”,甚至可以看成是培训革命干部的学校。

  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很多人其实也是文学家,比如孙武、曹操、李世民、岳飞、文天祥、曾国藩、林则徐等。最为突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方志敏、沈泽民等人,诗词歌赋都是大家,有的还写小说,真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韦素园全集》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编

  二

  最近一个时期,连续接触到六安老新闻工作者编撰的《六安文化名人丛书》、皖西学院编撰的《六安革命文学史》的部分书稿和六安籍作家黄圣凤创作的《韦素园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令人惊奇和震撼的事实。此前我们都知道六安是一个文化大市,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战争文化、文学资源,但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别山东北麓的一座小城、一个集镇、一个乡村,同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风暴,同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运动,联系得如此密切,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家乡是文藻之乡,主要是因为有“未名四杰”,继而知道,在“未名四杰”之外,还有蒋光慈、李何林、王冶秋、王青士等人。当年鲁迅创办“未名文学社”,一是有事要做,这个事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改变国民精神,首推文艺”。我们后来读到了大量的翻译作品,特别是那些悲天悯人、抑恶扬善的外国文学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果戈理的《外套》、梭罗古勃的《蛇晴集》、安特列夫的《往星中》等,早期主要是通过“未名文学社”翻译过来的。“未名文学社”因为翻译介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还遭到军阀张作霖的查封。

  除了文学活动,事实上,当“未名文学社”成立之后,这里还成了一个掩护革命者、转送革命信息的中转站,霍邱籍李何林和王青士等革命者,在遇到追捕和生活无着的时刻,居然潜伏在“未名文学社”。从“未名文学社”这根线索上,我们还找到了共产党员赵赤坪和后来同张大千等书画大师齐名的叶集文化名流张目寒等人的踪迹,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又惊叹不已。

  大别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之所以神奇,不在古代,而在当代。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突兀地生长出两棵参天大树,一棵是革命,另一棵是文学。曾经见过一座寺庙里的两株交颈缠绕携手耸云的老树,用它们来形容当年鄂豫皖地区革命和文学的关系,再贴切不过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一个人,名字叫沈泽民,此人在五四时期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和评论家,他写小说比他的哥哥茅盾还早几年,他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活动家之一。特别有意味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本来是派他到大别山领导鄂豫皖革命斗争的,担任中共鄂豫皖分局的书记,但是几天后情况发生变化,中央又把老资格的张国焘派来了,沈泽民高风亮节,后退一步当了鄂豫皖中心省委书记,其实成了张国焘的助手。在红四方面军大部队南下之后,只留少量部队交给沈泽民指挥,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在异常残酷的环境里,沈泽民身患重病,仍然指挥部队坚持机动作战,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前夕,还用米汤在衬衣上写了一封俄文密信,向中央呼吁派出得力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代替那些“组织指挥能力较弱的同志,特别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我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肃然起敬,百感交集,仿佛能够看见那个小个子、大胡子的革命家和文学家的伟岸身躯。

《韦素园传》新书发布暨叶集文化建设研讨会现场

《韦素园全集》出版座谈会现场

  三

  文化既是土壤,也是空气,还是雨露。

  没有人能用营养学家那样的方法来分析六安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配方,但是这块土地在革命战争中英雄辈出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同一片蓝天下,同一片沃土上,甚至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革命文学和革命英雄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并肩成长,堪称中国现代史和当代史上的一道奇观,俯瞰革命时期的红色根据地,这样的奇观并不多见,或许可以说绝无仅有,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六安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色。

  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既得益于故乡英雄文化的滋养,也得益于故乡文学精神的灌溉。回顾个人成长历史,大别山革命战争文化、引领风尚的皖西文学风气,始终伴随我们的精神发育。我的小学中学时代,伴随着文化大革命。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西南方的大山里有红军,有很多英雄。当时,还有很多的民间文学,比如大鼓书,比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的乡村文艺节目,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从此之后,关于革命,关于平等,关于理想,关于信仰的各种想象就像种子一样埋在我的心里,有很多名字在我的脑子里跳跃,许世友、洪学智、杨国夫、皮定均等等。我在姚李中学读书的时候,常常在下午放学之后,坐在学校东边的山岗上,向南方眺望,想象那里的历史,想象那里的现在,想象那里的人们,感觉那青黛色的山脊线下面,隐伏着很多神奇的东西。这些想象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构建着我的文化心理。我相信,有这种思想经历的,不是我一个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应征参军,到了部队,迎头撞上中越自卫还击作战,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可以说又惊又喜,年轻人还是有血性的,求战积极性很高,向战区开进的路上,满脑子都是幻想,想象自己能够像红军时期的杨国夫那样,挥舞大刀浴血奋战。还幻想能够像地下工作者那样,打进敌人内部,在一个我军女谍报人员的配合下,收集敌人情报,然后里应外合,打开敌人的城门,然后我和那位女战友携手登上荣誉的高地,接受首长和战友送上的鲜花。

  虽然英雄梦没有实现,第一次遭遇战斗还有点紧张,但是总体表现还可以,至少没有装孬。我的家乡有那么多英雄,人们那么崇拜英雄,我不能给家乡人民丢脸啊。我们一个团的新兵,我是第一个立三等功的,因为我们连是最先进入战斗的。就这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也足以让我感到很有面子。当时的洪集公社,还专门组织了一个英模报告会,我的母亲做了一场报告,我看到一张照片,我母亲面前的桌子上放着我的立功证章。稿子估计是别人写的。

  离开家乡后,超脱一点看江淮人,我认为江淮人的性格特征还是比较显著的,比如豪爽、乐观、风趣、自信,粗中有细,大智若愚等等。六安人民的缺点全世界都有,但是六安人民的优点非常适应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当年我构思《历史的天空》的时候,脑子里总是回想着家乡人常说的两句话,“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梁大牙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说是洪学智、杨国夫、陶勇、皮定均等人的集合体,像洪学智那样坚韧不拔,像秦基伟那样聪明好学,像杨国夫那样英勇善战,像皮定均那样乐观豁达。开国中将杨国夫,原来是洪集会馆村的一个放牛娃,斗大的字认不了一箩筐,但是记忆力惊人,每次到上级接受任务,别人记在小本本上,他全凭脑子记,回来传达,一五一十,一个字不差。我的作品,《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八月桂花遍地开》里的沈轩辕、《马上天下》里的陈秋石,尽管都是抗战作品,但是一看就知道,人是六安人,这些人物的身上,无不打上六安文化的烙印。六安文化已经融入我的血液,所以我说,胸中涌动的是故乡情,笔下流淌的是淮河水,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还有后来写的《对阵》,干脆就是以杨国夫为原型,改了一个字,变成杨蓼夫,霍邱一夫。

  如果说我的从军和参战经历使我最终成为一名“正面强攻军事文学”的作家,那么实际上,早在我踏上军事文学创作道路之前,故乡已经在我精神发育的血管里,注入了革命和文学的双料营养。故乡,既是我文学梦的出发点,也是我英雄梦的出发点。

徐贵祥部分军事文学著作

《韦素园传》黄圣凤.著

《洪学智》张子影.著

《六安革命文学史》皖西学院.著

  四

  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运用文学的工具,书写革命历程和革命英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发生在六安境内的“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等,六安人民为了鄂豫皖红色根据地建设做出的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发生在六安境内的苏家埠战役、霍邱保卫战等战役,以及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六安数十万儿女再一次前仆后继投身抗战,新四军四支队和地方武装以及国民党军队在六安境内进行的抗击日本军队的各次战役,几十年来,虽然不同的文艺形式都有所表现,但是总体感觉力度不够,规模不大,影响不深。特别是那些具有十分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比如列宁小学的故事,“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故事,妇女金刚排的故事,抗战中的富金山战役等等,今天的影响力与其在历史上产生的作用不相适应,有些甚至至今鲜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化建设中的一个缺憾。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组织的课题《六安革命文学史》,纳入皖西学院大别山革命文化研究中心的项目中,旨在探索大别山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开展红色文化育人,推动立德树人,建设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课题全面梳理近一百一十年来六安境内作家的创作情况,同时也势必会对六安革命历史、革命人物的文学表现进行一次盘点,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知道我们有多少,就会知道我们还缺多少,尤其重要的是,知道我们不能或缺的、必须尽快整理、发表、出版的选题在哪里。

  前段时间,六安籍作家黄圣凤所作的《韦素园传》出版,我认真阅读了,看得出黄圣凤下了很大的功夫,十年磨一剑,材料翔实,雕刻细腻,心理把握准确,将“未名四杰”之一的韦素园忧国忧民、外冷内热、爱憎分明、刚正不阿、勇于担当的个性,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未名四杰”的来龙去脉、地位作用、曲折经历以及个人命运、家国天下状况也梳理得比较清楚,为此后的文学人物纪实性书写,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我还要提到另一个类型的纪实性写作,即空军作家张子影(其母籍贯六安)采写的人物传记《洪学智》,同《韦素园传》的格调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着炽烈热情的、也是弥漫着腥风血雨的著作。作者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前往洪学智将军生活战斗过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五十多个市县,采访有关人员五百余人次,形成采访录音近百小时。这本书,为六安境内的将军传记采写开了个好头。

  一本《韦素园传》,一本《洪学智》,一文一武两个人物的传记前后脚出版,非常有意味。文的,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已有计划,陆续出版《六安文化名人丛书》,但是武的,好像暂时没有此类计划。个人认为,这项工作,可以同时展开,六安境内的革命战争将领,新中国成立之后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比如皮定均、杨国夫、陶勇、徐立清等,每个人都是一本传奇大书,这或许将是我们六安文学界、教育界、新闻界一项可以非常有所作为的事业。(徐贵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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