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别山腹地鄂皖交界处，有一片美丽的原始森林，而且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天堂寨。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山清水秀，现在已是国家5A级旅游景点。然而在50年前，不通公路，交通闭塞。生活在那里的百姓很多人终生没有出过大山，也不知道山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1969年3月，为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安徽医学院附院除1/5的人员去安徽省立医院工作，其他4/5的人员都下放到农村，号称“五四”干部。金寨县分配去了100多位医务工作者，其中6家医护人员带着全家老小和全部家当下放到最为偏僻的天堂寨，为这里的人民送医送药，受到山区人民的爱戴，称他们是“神仙”。

　　50年前，天堂寨叫前畈公社，它是前畈公社、后畈公社和渔潭公社合并而成的一个大公社，行政机构设在后畈的一个祠堂里，隶属金寨县燕子河区。所谓“畈”就是“山里的平地”，这里资源丰富，茶稻飘香，但贫穷落后。地处闭塞的大山腹地，当地人受教育程度极低，文教卫生工作落后，只建有一所小学。前畈公社医院设在后畈大队的一个山头上，所谓的医院也就是一个四合院，几间破旧的房子是医务人员住房，一间中西药房和一间治疗室，治疗室里就是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可谓一无所有。药品都是从几十里山外靠人挑进来，1个月进一次货。这里的唯一优势是有电灯。因为山里水资源丰富，公社有自己的小水电站，晚上供电到10点钟。当地生活非常艰苦，公社没有集市，一年里很少吃到新鲜肉，老百姓偶尔杀猪，你得会刀下抢肉。鱼虾是不见身影的，鸡蛋和豆腐倒很便宜，5分钱可以买1个鸡蛋或1块豆腐，这就成了下放人员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即便这样，老乡们家里只有来客人、办喜事，才有豆腐和鸡蛋吃。医院里的年轻医生还想了个办法，春天到田里摸田螺来补充蛋白质，一次摸一大篮子，大家分享。新鲜蔬菜品种也很少，冬天没有蔬菜，基本上就是吃腌菜。住的是瓦房，也挺高，但地是泥地。窗户是用竹子编的竹排做窗门，白天用竹棍撑开，晚上放下来;到了冬天，用塑料布在外面封上防寒，下雨天经常漏雨，吃水要每天到山下的水井里挑。洗衣服要走到山下的大河，河水清澈，到了冬天，寒冷刺骨，洗完后手就冻僵了。

　　就是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和艰苦条件下，这些医护人员用他们精湛的医术，竭尽所能地为生活在这里的人民解除病痛，同时培养了当地的医务人员，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蔡天沛、戴葆源夫妇，干自强、戴秀萍夫妇分配在公社医院，其他4户分在3个大队卫生所。进山的路很难，有两条，一条从金寨县城梅山走，一半路可以开车，一半路要靠自己翻山，耗时3天;另一条路从湖北英山罗田走，2/3路有车，1/3路翻山，耗时两天。他们选择了后者。车把他们送到两省交界的山脚下，行李扔在路边由老乡来抬，自己就跟着接他们的公社干部翻山，从早上一直走到下午才到达前畈。随第一批到达的干医生夫妇这时才知道公社医院并不在前畈，他们第二天还得走十几里山路去后畈，当晚就在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地上铺上稻草和床单，合衣睡了一夜，第二天赶去公社医院。第二批出发的蔡医生夫妇也从湖北进山，但这次是先期到达的干医生接他们，直接从湖北进入后畈，省了一天时间。

　　山里最常见、最紧急的就是产科疾病。蔡医生夫妇到达公社医院行李还没有安排好，就有人叫出诊，说是产妇胎盘滞留。妇产科出身的戴葆源医生二话没说拿起出诊箱在当地医生的陪同下，跟着病人家属去出诊。家属带着他们披荆斩棘一路爬山，不走正规山道。到了家门口，突然开了一枪，把戴葆源吓一跳，一个城里来的女医生哪见过这阵势，这时病人家属连忙解释：驱邪，用的是猎枪。进了家门，只见一位妇女站在灶台边为全家人做饭，裤裆里露出一根筷子上系着脐带。戴葆源大吃一惊，赶忙让产妇躺到床上去，检查后发现是尿潴留，立刻插管排尿，尿排空了胎盘娩出，她又嘱咐产妇好好休息，不要忙着下地干活。返回时病人家属送他们走正规山道，戴医生问他，你刚才带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走这条路的吧?当地医生说这是为了避开他人。

　　当地人说的都是湖北话，刚到那里的人听不懂，后来他们慢慢学会听懂，也能说上几句。看病、出诊不分白天黑夜，大病小病随叫随到。出诊时，他们都会问清家属“么事如的”(怎么不好)?这样便于准备携带药品。戴葆源、戴秀萍医生两人经常一起去出诊，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俩，称戴秀萍小戴医生、戴葆源为老戴医生加以区别。小戴医生是安医的麻醉科医生，见识过各种手术。所以，那时常见的急诊外伤、脓肿切开、缝合等外科小手术等都是由小戴医生处理。老戴医生有小戴医生在一起，遇到难产、刮宫等手术操作，感觉心里有底。病人一来叫出诊，她们立刻带着小的消毒锅和器械出发，到了病家消毒器械，小戴医生就做支持治疗，控制病人心率和血压正常了，老戴医生立刻操作。那个年代，在这偏僻的山乡，妇女生孩子还是请产婆，坐着生。遇到难产，那简直就是过鬼门关。后畈黄家湾有个姓黄的邮递员，他哥哥还是复员军人，妻子难产，让产婆接生，坐在火塘边生，怎么也生不下来，黄邮递员把老戴医生请去，戴医生见状让产妇躺到床上，他们不听，任凭产婆接生，胎儿出来就夭折了。老戴医生在旁边又气又急插不上手，同时也意识到宣传科学分娩的重要性。巧的是黄邮递员的妻子也怀孕了，老戴医生就让他带妻子来做产检，生产时不请产婆，老戴医生给他们接生了一个胖小子。他哥哥看了很羡慕，表示以后要请医生接生，这就教育了很多人。

　　在那闭塞的地方，何止是当地妇女，下放医生生孩子也是过鬼门关。1969年底，还有半个多月才到预产期的小戴医生出诊回来，羊水破了，老戴医生只能就地接生。没想到生产时胎儿头臂复合先露，遇到了难产，在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深山老林，别说剖腹产连输液的条件都没有。小戴医生生了两天一夜，已没有了宫缩。在这危急时刻，干医生和老戴医生临危不乱，用6根银针针灸双侧至阴穴、足三里和三阴交，5分钟后宫缩就来了，很快一个漂亮的女孩以敬礼的姿势呱呱落地了，母女平安。那时候西医都学了一些中医知识，会针灸，在缺医少药的农村，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对诸如牙疼、头疼、急性扭伤、滞产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在那里看病经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有一次，佛顶寨下老店大队一位老乡，砍柴把小手指末两节砍掉了，他用布把断指包着，径直跑到医院。那时，医院里连一根合适的缝合针和线都没有，小戴医生接诊，什么也没有多想，立刻用盐水清洗伤口和断指，仔细把断指和残指对接起来，用凡斯林纱布包裹，再用压舌板做了夹板把手指固定住，包好。12天后，拆开包扎，这个手指竟然救活了。

　　一次，渔潭公社领导打电话给前畈公社领导，请老戴医生去他们公社泗河大队山里接生。在年轻医生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十多里，老戴医生来到产妇家，这是个48岁的高龄产妇，难产，无宫缩。老戴医生检查后，在产妇的架子床上系了一根绳，让产妇拉着助产，然后在产妇脚上扎至阴等穴位，宫缩就产生了，生下来一个脱皮死婴。两个医生一看这是梅毒造成的，马上给产妇注射青霉素。处理完病人已经很晚了，当晚无法返回。产妇家很贫困，一家5口人就一床被子，两位医生就在产妇家火塘边和她的3个儿子坐了一夜。第二天，老戴医生到大队的代销点给产妇买了红糖和草纸交给产妇丈夫，又去泗河大队卫生所，向赤脚医生交代了后续治疗，要他们去买药，治疗梅毒。梅毒是国民党土匪给山区人民留下的罪恶病源。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派医生去山区消灭了梅毒，但由于农户居住分散，还有遗漏的。

　　1969春夏交替时，青黄不接，老百姓自己口粮都不够吃，外面来的知青小伙们更没粮食吃。有个淮南知青饿了两天没吃东西，就掰了地里的玉米，挖了红薯，生的就啃，还吃了一碗南瓜，结果肚子胀得不能动，刚开始来医院拿了些助消化的药，可到下午不行了，就来请蔡医生。蔡医生赶到知青点，仔细问诊体检，发现他是急性胃扩张，必须马上手术。不巧的是僧塔寺的医生去武汉出差了。怎么办?他们决定就地抢救，紧急请安医下放在本区其他公社的吴又和李祖蔚两位外科医生出诊，并立刻向公社领导汇报，通知水电站供电。手术决定在王墩大队卫生所进行，那里原来是合并大公社前的前畈医院，条件也很差，但是有一张手术床，而且王墩位于长岭和后畈之间，可缩短吴又医生的路程。安医附院医务人员当年下放到金寨县时，附院为每个公社医院都配备了高压消毒锅和整套的器械和帐篷。由于没有手术条件，所以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这次用上了。4位医生去王墩前把手术需要的器械消毒打包。干医生、小戴医生把孩子交给老戴医生妈妈照看，小戴医生自己还怀有身孕，跟大家带着器械消毒包一起走了十几里山路连夜赶往王墩。

　　此时，病人已经重度休克。没有大型输液制剂，小戴医生只能维持着病人的生命，他们和王墩大队卫生所的安医下放医生吴毅文、姚馥兰夫妇，年轻医生邬遵应轮流看护了一夜，焦急地等待着医生的到来。第二天，吴又医生首先赶到，病人的情况已等不及李祖蔚医生，必须马上手术，身为骨科医生的吴毅文医生做助手。没有做全麻的麻醉剂，小戴医生就打了硬膜外麻醉;没有手术护士，老戴医生做手术护士，传递手术器械;没有无影灯，他们专门去供销社买了一个100瓦的灯泡，年轻医生们站在外围的桌子上高举最大的手电筒对着术野。手术就这么开始了。他们从病人胃里挖出了一木盆的食物，有玉米、生红薯和南瓜，然后用自配的盐水冲洗胃。历时40分钟，手术做得很成功。当李祖蔚医生带着一身露水赶到时，手术已经接近尾声。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在医生们的通力协作下，挽救了一个年轻的鲜活的生命，后来这个年轻人成为淮南煤矿勘测队队员。

　　他们热情为山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精湛医术获得老百姓深深的信任，以至于淳朴的百姓连他们的孩子都深信不疑。干医生和小戴医生的儿子干磊进山时才7岁，刚上小学。大山里生活枯燥，大人出诊时就带着小孩，一方面有个伴，另一方面也让他玩玩。当地老乡有一待客的规矩，每次医生出诊去老乡家，他们就会炒瓜子、花生招待，而且必须拿，不拿就是看不起他们。小孩很高兴跟大人出诊，遇到好的还可以有鸡蛋吃。干磊常陪大人出诊，尤其是陪老戴医生。慢慢地，在陪大人看病的过程中，他也知道了一、二。一天上学的路上遇到两个来看病的老乡，他们一眼就认出了干磊。干磊问他们么事如的啊?病人就跟他描述了一番自己的情况，他说这好办，我给你们开个方子，你们去拿药好了。病人当真了，拿着他开的处方来医院拿药。医院的药剂师老吕一看，这是什么，不给药。病人说是干医生家相公(山里人对别人家男孩的尊称)开的，老吕就在院子里叫干医生，大家都跑出来看，全院的人都笑弯了腰。只见纸上写着：土每数，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干医生赶紧给病人看病，开药，并告诉他：细伢子，你不要相信他。病人说：你的“相公”也是医生，一定不差的。不过干磊长大后确实当了医生，几十年后，山里的玩伴到安医看病，无意中看到干磊的名字，还去找了他，两人见面唏嘘不已。

　　随着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1971年开始他们陆续被调回，直到1973年初大部分人员调回，山里都还没有通公路。但是在公社领导的关怀下，公社新建了医院，建起了手术室、X光透视室、化验室和病房。公社开办了红医班，招收知青和当地有文化的年轻人学习医学知识，培养赤脚医生，蔡医生暑假还回来给红医班学生上课。安医也打破常规接受公社医院的年轻医生到安医学习进修外科、麻醉科、放射科和检验科;外出读医学院的学生也返回家乡服务;老戴医生在那里还培养了手术室护士。到下放医生全部离开时，医院已可以开展手术，处理各种疾病，如被大树砸得脾破裂的伐木工，送到医院就能马上手术;可以为出生24天肠套叠的婴儿手术，且诊断明确。医院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环境大为改观。这些医生后来都成了区、县一级医院的中坚力量。( 蔡 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