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敦煌，这座屹立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古老城市，以“敦煌石窟”、“敦煌壁画”闻名天下。这个曾经车水马龙的边关要塞，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是一处充满神秘色彩的所在。历史的沧桑渺远连同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共同赋予了这片沙漠绿洲独特的魅力。

　　这个秋天，我们有幸与敦煌结缘，走近一段近40年的“敦煌往事”。

　　敦煌诗词的诠释者

　　落地兰州，秋风暖阳里，我们踏进这座古城。此行，我们拜访的是一位名叫汪泛舟的老先生。虽然之前我们已从一些文字记录中了解了老先生的一部分生平介绍。不过，当真正面对面交流时，我们还是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走进一座颇具年代感的居民楼，我们很快来到了汪泛舟老先生的家中。打开门的一刹那，我们明显地看到了老人激动的眼神。遥远的家乡的气息、熟悉而亲切的口音，这些，都让我们很快没有了初次见面的陌生感。

　　现年88岁的汪泛舟老先生，上世纪30年代出生于霍邱县孟集镇，1958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后来曾先后任教于六安师专、叶集中学、姚李中学等校。时间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才调配行动，改变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汪泛舟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1982年，时年48岁的汪老从家乡六安来到甘肃，并入职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更名为敦煌研究院)，从此开始了持续近40年的敦煌文化研究生涯。

　　汪老说：“当时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我选择了文献研究这个方向。我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因为学生时期，我酷爱古典文学，有比较深厚的古文功底，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研究这一块。”老先生回忆起初来敦煌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

　　为了让研究人员与敦煌文化建立起真正的“联系”，在最开始的那一年，很多初来乍到的研究人员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熟悉洞窟。汪老告诉我们，这一年，他逐步了解、熟悉了敦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这处神奇的文化宝库。

　　在研究敦煌诗词文化的过程中，深厚的古文功底固然是优势，但是严谨的研学态度才是汪老这一生成果斐然的关键因素。在他的60万字专著《敦煌诗解读》中，记录有《延锷奉和(一首)》这样一首诗，诗中“东流一带凝秋水，略尽横山地色分”这一句中的“色”字，当时因年代久远，抄录时混沌不清，既类似“邑”，又像“色”，一直无法定论。时隔多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汪老来到了诗中所说之地——现新疆库米什地区，发现那里的银山，山上泥土为白色，山下泥土为黄色，两色分明，有着明显的界限，从而以此才真正确定了这首诗中的“色”字，特别是书中的“方角书”、“方圆形图诗”、“十字图”等诗在解读中，纠正了学界误说。

　　类似这样锲而不舍的“推敲”，在汪老一生治学研究过程中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退休之后，汪老一直笔耕不辍。桌上摆放整齐的，有一摞厚厚的《中国诗词新解》手稿，这一本近20万字的新著，是凝结老人对于古诗词独特见解的心血之作。

　　学生心中敬仰的长者

　　人在年轻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充斥许多新奇的想法，但因为所见、所学有限，在付诸实际时难免会走一些弯路。在这个时候，若有一位师者、长者、智者在旁点拨，人生之路自然就能宽阔、敞亮许多。从教期间的汪泛舟，在学生们心中，就是这样一位“指路人”。

　　“汪老师教我们读书也教我们做人……，虽然他穿着补丁衣裳，但他的形象从来都是那么高大……他古诗词烂熟于心，经年不忘，是一本我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汪老的卧室床头上方，有一幅书法作品，撰写这些文字的是汪老的学生，原重庆晨报副总编辑冯泽田。虽然只有短短几段文字，但是却能从中感受到浓厚的师生情谊。

　　“那个时候，大家的物质生活都很艰苦，学生们和老师同吃同住。学生爱老师，老师也爱学生。”汪老说起以前的学生，眼里满是笑意。

　　此次兰州之行，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原六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喻廷江，他是汪老最得爱的弟子之一。师生阔别多年再次相见，畅谈往事，互诉情谊，两人都分外激动。“我的老师一生苦苦求索，为研究、守护敦煌文化倾注了毕生心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我的恩师，同时也是拥有满腔爱国情怀的学者。”对于自己十分敬仰的老师，喻廷江给予了这样的高度评价。

　　的确如此，青年时代，作为一名教师，汪泛舟用自己的学识和人品影响了许多学生。人到中年，他远赴大漠，作为一名敦煌文化研究人员，他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学术精神同样也令学生们钦佩。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徐贵祥是汪老的学生，也是汪老二儿子汪冶明的同学，去年9月，他来到兰州专程拜访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师。在文章《到兰州种一棵树》中，他深情地写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人放弃优越的生活，把他乡作为故乡，来到还相对偏远和落后的兰州，建设重工业基地，垦荒开矿，植树造林，发展文化，支教扶贫，才出现了今天这样一个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于一体的新型城市。如今的兰州，黄河穿城而过，两岸树影婆娑。这些遮风挡沙的绿树，是从一代代人的心里生出来的，长起来的。我的老师，就像一棵树，扎根兰州，长在兰州，守护着兰州，美化着兰州。”

　　家人眼中的敦煌文化守护者

　　“壮岁赴阳关，戈壁荒原。穿梭洞窟古稀年。”这是汪泛舟老人对自己后半生的注解。的确，从山清水秀的皖西到大漠戈壁，不仅要面对严峻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长年累月承受学术研究时的寂寞与清苦。

　　“1982年，我们举家迁到西北。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因为当时的条件还没有现在这么好，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经常飞沙走石。吃、住都极不方便。大概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才逐渐适应。”回忆起当年初来时的情景，汪泛舟老先生的二儿子，现任敦煌莫高窟旅游服务公司总经理的汪冶明至今印象颇深。

　　而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汪泛舟老人却凭着心中那份对于敦煌文化的执着和热爱默默坚持了下来。汪冶明感慨地说：“父亲那一代敦煌研究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生活琐事毫不讲究，而对学术研究却怀着一种单纯的执着。父亲一生研究敦煌文学，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家里的后辈们从小也都对敦煌文化有着不一样的情结。”

　　一生求索不得闲，无论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汪老始终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他的研究涉猎敦煌文学(献)、敦煌宗教等领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宗教文学(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凭借在敦煌诗以及敦煌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汪泛舟先后获得“感动甘肃.陇人骄子”等多项荣誉。最令汪老欣慰的是，沿着他的足迹，如今家族中祖孙三代都有人陆续在莫高窟工作，把青春和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从物质极度匮乏的岁月走进新时代，“莫高窟守护人”接续奋斗，在茫茫戈壁中践行着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沙漠奇观，惊艳世人，“数字敦煌”，震撼人心……，如今的敦煌莫高窟，既有古老文化的浸润，也处处充满现代科技气息。多年来，莫高窟人不断深化文化与科技融合，努力探索让文物“活”起来的各种方法。不得不说，正是在这些“莫高窟守护人”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创新之下，让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弘扬的事业蒸蒸日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使敦煌研究院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成为世界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敦煌研究院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十余人，发展到如今的上千人，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也必将成为敦煌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

　　一代人老去，又一代人仍在前行。丝路漫漫，“莫高窟人”沐月当歌、踏沙而行，始终守护着他们心中最美最珍贵的敦煌……。(皖西日报融媒体记者 吴前俊 汪娟/文 陈力/图)

　　汪泛舟简介

　　附：

　　汪泛舟，1932年12月生于六安市霍邱县孟集镇，1958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后曾任教六安师专、叶集中学、姚李中学等校，指导过六安师专中文科学生整理撰写《大别山革命斗争回忆录》，1982年入职敦煌文物研究所，1999年也就是在兰州院部工作十七年后退休，时为副研究员。参与撰写了《敦煌学大辞典》、《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文学》、《敦煌文学概论》、《中国名人胜迹诗文碑联鉴赏辞典》、《中国宗教胜迹诗文碑联鉴赏辞典》、《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研究篇》、《全敦煌诗》等8本图书，并担任《全敦煌诗》副主编。发表有关敦煌文学(献)、敦煌宗教等方面研究的学术论文86篇，近113万字，出版专著5部：《敦煌古代儿童课本》、《敦煌僧诗校辑》、《敦煌诗解读》、《敦煌石窟僧诗校释》，《中国诗词新解》(即将出版)，其中《敦煌曲子词地位、特点和影响》、《敦煌讲唱文学语言审美追求》、《(西游记)源流别考》、《敦煌诗词补正与考源》、《敦煌道教诗歌补论》等5篇学术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转载;《敦煌道教诗歌补论》，被收入《想象力的世界——20世纪 “道教与古代文学”论丛》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