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浙江经济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但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农村建设明显滞后，部分村庄“脏乱差”问题突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千万工程”，即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应运而生。“千万工程”不仅是我国改善乡村面貌的鲜活范例，更成为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实践。20多年来，从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到美丽乡村建设，再到和美乡村建设，“千万工程”的内涵日益丰富，成效不断彰显。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要深入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手段，以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为目标，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一、深刻理解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对中国而言，如何有效应对乡村社会发展“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问题，是城乡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中必须解决好的时代课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让农业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掉队、逐步赶上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中，城市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导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城乡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了党的纲领性文献。城市与农村的关系由城市主导进入了城市和农村平等均衡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出现了城市带动农村、城乡互促等新局面。城乡融合包括城乡要素的融合、城乡产业的融合、城乡公共服务的融合、城乡基础设施的融合、城乡生态的融合等。城乡融合发展是在政策驱动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消弭城乡结构性难题，系统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特色城乡关系构建方案，具有较为明显的“反哺乡村”特点。城乡融合发展内蕴着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城乡之间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多元异质性结构相互适配的政策取向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是城乡作为两个空间层面的异质性主体，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城乡分工协作、功能互补的互嵌式“双向赋能”发展过程。

　　二、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乡村各类要素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引导双重作用下单向流入城市，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水平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关键是要形成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特别是土地、人才、技术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配置。

　　1.要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人才、土地等传统要素面向乡村倾斜配置。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依靠财政资金投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建立契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城乡产业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解决乡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围绕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需要，制定完善人才招引和激励政策，为下乡、返乡人才提供金融支持、职称评审、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一揽子”服务，有效缓解乡村高素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普通劳动力流失“双重困境”。进一步深化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等土地制度改革，充分释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富民效应”，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财产性权利。

　　2.要坚持技术、信息、管理等新型要素赋能县域富民产业。建立县域内信息技术共建共享机制，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智能仓储物流、跨境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动县域内技术创新与产业迭代升级深度融合。依托乡村自然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建设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推动信息、技术等要素的跨界配置与流动，积极培育“互联网+农业+文旅”等新产业新业态，将乡村电商、电商直播、农产品深加工、康养旅游、科普研学、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创新集成。聚焦做好“土特产”文章，实施县域内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补链、强链与延链工程，将产品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好、地域特色鲜明、劳动力吸纳能力强的产业环节留在乡村，加快县域特色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整合与重塑。

　　3.要推动公共资源向乡村延伸，推进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衡化。一方面要推动县城基础设施向乡村覆盖和农户延伸，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人居环境、通信网络等传统基建和数字乡村、冷链物流、人工智能等“新基建”的投资力度，在城乡硬件互联互通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另一方面要推动县城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与覆盖，推动县域内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均衡化配置，吸引更多的城市经营主体、科技人才、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就业。（程　明　孙成磊）

     (作者分别系中共六安市委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皖西学院经管学院讲师，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0D81﹞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