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年仅21岁的共产党员鲍有荪从合肥孤身来到舒城。

　　“抗日运动如同燎原烈火、钱塘江大潮。其间，在舒城的风雨历程，激荡我的肺腑，震撼我的心胸，至今犹历历在目，浮现眼前。那是不平常的岁月……”舒城东沙埂革命人物展览馆里，鲍有荪的《峥嵘岁月稠》静静陈列，那段“不平常的岁月”中，一名年轻女子以柔弱之躯扛起抗日大旗，用信仰与热血书写了一段巾帼传奇。
　　以讲台为阵地，她是播火者。
　　初到舒城，与组织失去联系的鲍有荪，在舒城以县立第二高小教师兼县民众教育馆馆员身份为掩护，把讲台变成了抗日阵地，把笔墨化作了刀枪——编写抗日教材、教唱救亡歌曲、举办抗日主题画展等，用群众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传播爱国思想、唤醒民众斗志。短短数月，全县抗日氛围迅速升温，她当选为舒城县抗敌后援会主要负责人，成为当地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
　　涉水渡河入老区，她是寻根人。
　　鲍有荪深知，革命根基在群众、力量在老区。她听闻舒城南乡东沙埂曾是老革命根据地，便主动深入此地。山路崎岖、沙河湍急，沿途还有敌伪势力暗中监视。她毅然涉水渡河，甩掉监视者，辗转寻访失联老党员和散落的红军战士。不到一个月，成功发展60多名党员，为舒城党组织重建筑牢了坚实根基。
　　徒步赴汉寻党，她是探路者。
　　队伍拉起来了，但如何带好这支队伍，如何抗日打游击？没有党的领导不行！1937年11月，鲍有荪与刚从国民党苏州监狱获释的女党员傅承铭作出惊人决定——徒步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寻找党组织。两人薄衣草鞋、空囊而行，一路忍饥挨饿抵达武汉。董必武亲切接见并指示她们：发展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做好统战和救亡工作。1938年1月，中共舒城特别支部成立，鲍有荪任书记，委员傅承铭、李默予，被百姓称为舒城“女特支”。
　　组建舒城首支中共地方抗日武装，她是开拓者。
　　武装斗争是抗日救亡的中心工作。鲍有荪利用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招兵买马、川军部队撤退等机会，巧取武器数百支，接着又动员地主士绅积极捐献。1938年6月，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正式组建成立，鲍有荪亲任大队长，队员200余人。这是舒城历史上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直接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
　　鲍有荪带领这支新生武装，驰骋于安合公路沿线敌后战场。埋地雷、毁桥梁、割电线，让日寇的交通和通讯频频瘫痪。1938年7月的松墩伏击战中，他们活捉日军通信连长洪龙保章；最为称道的是南港沙河奇袭，5名日军在河中洗澡，他们不费一枪一弹将其全部活捉。游击大队先后俘获10名日军，除两人反抗被击毙外，其余均送交新四军第四支队，后经教育参加抗日反战大同盟。他们还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八团“夜袭南港”“大小关伏击战”，同时开展缉私、没收鸦片、打击日货商贩等活动，查缴物资全部送交四支队后勤部，为缓解军需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8月，中共舒城县委成立，书记鲍有荪、组织部长徐平、宣传部长林轩均为女性，这便是皖中赫赫有名的“舒城女县委”。在“女县委”的领导下，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壮大。同年9月，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后改编为江北游击纵队，队伍规模扩至千余人。经过整训锤炼，这支队伍装备精良，每人配长枪短枪。
　　至1939年底，全县先后建立东沙埂、秦家桥、晓天等11个区委及1个中心区委，党员人数发展到两千余名。“女县委”在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同时，创办《舒城战报》《新潮半月刊》《舒城妇女》等进步书刊，深入开展妇女启蒙和思想解放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妇女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一大批童养媳、乡村女青年投身革命，化身战地护士、宣传员，有的甚至拿起武器上战场。
　　1985年，鲍有荪在审定个人革命回忆录《峥嵘岁月稠》时，执意将文中自述的“我”字都改为“我们”，她这样解释，“这一方面说明是党的领导，一方面表明事情是大家做的。”
　　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征程中，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的鲍有荪是播种者，是引路人，更是千千万万于黑暗中觅光明的革命先辈们的缩影。
　　当今天的我们走进东沙埂革命人物展览馆，回望峥嵘往事，看到的不只是一位巾帼革命者的热血传奇，更是无数中华儿女如鲍有荪一样，于民族危难之际，展现出同心向党、挺身而出的磅礴力量。时光流转，根植于皖山皖水间的红色信仰，如今，仍在这片热土上生生不息、奔涌向前。

（本网记者 沈夙婉）